高考1977 剧情: “那是一个老人、一个智者,叫醒我们,他说,孩子们,走,我们读书去……”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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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1977》剧情介绍: “那是一个老人、一个智者,叫醒我们,他说,孩子们,走,我们读书去……”
1977年12月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总设计师”邓小平书就的大手笔,也为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埋下重要的伏笔。
本片故事立足于东北某农场三分场一堆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知青,他们中有被分场革委会主任(老迟)看好的接班人(北京知青潘志友),更多的则是不堪农场生活,苦苦期待改变 “知识青年”命运的青年人(上海知青强子、陈琼、小根宝等)。在那个意义非凡的年份的夏秋之际,邓小平的复出,高考制度的变革让几乎在苦中作乐的环境中日益麻木的他们看到了希望……
但是,就他们所处的年代和环境,要想真正走出“鲤鱼跳龙门”的一步,甚至仅仅是获得尝试的资格都谈何容易,志愿报考和单位推荐的颠覆、青春的萌动和农场管理者思维的差异、渴望改变命运和家庭成分历史“斑点”之间的鸿沟……不同的人,围绕着小小的红色公章,做着命运的搏击。强子的绝食、小根宝的意外弃世、陈琼的反革命父亲风波……他们的身上凝缩着“知青”这个特殊类群所承受的历史苦难。
结局是喜剧的,所有的矛盾在“人性”这两个字中悄然冰融,甚至可以说有点跨越历史的理想主义。而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现在,当我们回味恢复高考制度前后那并不长久却异常凝重的时刻时,终于可以说:它作为历史的一页,毕竟已经翻过去了!
【幕后故事】
导演江海洋感受《高考1977》
1977年的我
我是一个从学校门走向另一个学校门的人,72届高中毕业,插队落户的热潮已过,当时下农场正在逐渐开始,家里有两个姐姐在外地插队落户,所以自己就有幸可以留在上海。72年上海恢复了技校,我就进入上海冶金机械学校,也就是今天的应用技术学院,分在机械专业,方向是培养助理工程师,学习的是机械设计。觉得当时很幸运,自己还是喜欢读书,学的也是设计。读了两年,期间做了校级学生干部,文体表现很突出,做了很多学生活动,成绩也不错,毕业后就留校做了教师。而后从事了四年的冶金专业实验室的工作,但是心里一直想的还是自己最喜欢并且始终想从事的文艺事业。我直到今天才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幸运是一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人生可以有自己的追求才是真正幸运的事。
77年招生的情况很突然,真个事情感觉措手不及,各地都有各地情况,我们当时都算是受过了教育,工作还过得去,也就错过了当年的考试。后来身边的人都在报考各大院校,高考的形势也逐渐明晰,78年终于决定参加高考,第一个选择了电影学院,研究了报考条件,当年我23岁,本想报考表演系,很想做演员。但在做演员的父亲的建议下还是报考了导演系,考试的要求正好和自己的修养和素质都很接近,自己又有当过学生干部的经验及参与教师工作的经历,很快让考官一眼相中,那时恰好看过很多电影的理论书籍,并且还和主考官讨论起岩崎昶的《电影的理论》这本书,也讲到爱森斯坦预言电影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模式,就这样在当时许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初入导演系的时候年龄算是班级里很小的。
1978年我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到了学校感觉人生从此有了新起点。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们非常好,导演系当时的教案材料很缺乏,但是当时非常抓紧时间学习。自己看书,还和同学借了看,几乎所知的电影书籍我全都浏览了,在图书馆看到一直关灯,当时摄影系同学对着电影镜头拍照研究,我们就用读书笔记和他们换着看,共同讨论一起进步。十多年想要获得更多知识的学生,加上重返课堂充满激情的老师,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更加强烈。
学校毕业后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做自己一直想要从事的文艺事业,后来就做了导演。
天天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要什么。
我天天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要什么。我的专业是什么,生活目的是什么。就像第五代导演,我的那些同学一样,比如: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知道“我要什么”。其他的都不用去想,他们就在天天考虑: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的就是电影。其实事实也就是这样,他们现在都做的很好,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对于自己在77年高考以后的反思。可能自己有不同的命运。
第一是感恩,其次是自己命运改变的不同,再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不断上升。
其次是反思:能够感恩前辈,敢于抓住时代的机遇,反思民族和国家的多次变革。
成也高考,败也高考。所以要不停的反思。
《高考1977》的孕育出世
我当时想要拍一部电视剧,当时这个稿子在我脑海中,很想拍高考的类型的影片。从构思的时候,就有四五个版本的方案,从各个角度切入都有。我那时候静心想,首先想到的是老迟和不远万里送高考材料给自己女儿的陈浦德,一个是纯粹组织化的,一个是纯粹的人。过去的人是在组织里的,如果有幸,组织的华丽转身可以给到当时的年轻人很多机会。他们都是最有人性的突出表现,也就从侧面写到了当时考生在回归人性的转变。这两个人物确定了,而后确定下了国营农场的组织背景,再详尽介绍了小车站追车的场景。邓小平在荧幕上的形象,是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和感受,也就加入到了最初的一万三千字的电影提纲中。再融入了知青的各种形象,有留在农场的形象,也有考上回上海的知青形象。
所以在我印象中最高潮的片段是知青们坐着拖拉机去参加考试,当拖拉机半路坏掉跑不动的时候,他们奋力往火车站赶的场景,有些人互相搀着跑,还有些倒下跑不动的叫着前面的人一定要好好考。一些人跑到火车站和站长说:“再等等,再等等,爹啊,十年就这么一回啊。”不知道多少人在路上倒下,没赶上火车就等于没赶上人生的变革。当所有人在车站上傻看火车开走时,老迟作为组织的缩影他的心理开始转变,展现出人性的浮归,反应出了电影最想表现出的,以人为本的想法。老迟的改变为人处世的意识已经上升到民族的意识,国家的希望。从组织的阶级性转变成为内心深处的人性,恢复了对人性的尊重与关怀。
从电影到电视剧,再回来拍电影
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婆婆媳妇与小姑》,开始太注重画面质量,是受到了电影的影响。但是电影是生命,电视剧是生活,在电影不景气的背景下,转从电视剧身上来寻找自己的支点。也是自己的一种转变。电视是0.7秒换频道,和电影不同。放下了身段来拍电视剧,电视剧更多的是编剧与演员的艺术。当时自己拿着摄像机想做的很艺术,把整个场景用长镜头走了一遍,来到故事发生的地点,觉得很好想做片头,结果电视台还是要剪成高潮花絮来做片头。,也就体现了电视要迎合观众,要把生活缩小了。
再拍电影,《高考1977》也是机缘。电影的美是视听效果的美,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把生活给放大了。
我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拍电视剧时,必须观众为主,你就要作观众。拍电影,你时刻要想到光影效果和自己心中所想要的效果。
与白山黑水的缘分
一开始,在广西南丹县找到了农场和车站,风景觉得还过得去。回到上海以后,回来和殷一璀书记聊了起来,她也是77届的,她就说
我们上海人拍片子一定要大气。当时我就觉得上海人做事情以前第一原则只是尽力不要把事情做坏,就是没有魄力把事情做到最好。
后来受到了殷书记的影响,我就决定要把这部电影做到最好。后来想邀请我的好友陈道明和他聊起来,他也曾是一个男知青,通过高考考进大学的,也会很有感触。后来,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去东北,那里有白山黑水、大小兴安岭那边知青很多。结果我们就和美工从吉林开始找一路北上,先找到漠河车站结果室外零下40度,肯定不能拍。后来朋友介绍找到了在黑龙江小兴安岭附近的伊春市找到一个农场非常合适,当时的标语和房子都在,也找到了一个火车站,就是想如果找到一个蒸汽车头那该多好,大家就下决心找蒸汽车头,找了很多人去问,后来终于在鹤岗市一个矿区里找到了一个能开又有车厢的老式蒸汽火车,当时我想真是天助我也。但是这个车头太老,不能上轨道开。最后找到一个废弃的车站,我们摄制组就自己搭了一个站台。
最遗憾的是伊春在秋天实在很漂亮,满山遍野都是七彩的。白桦林里的树叶都是黄色的,真是很漂亮。结果我们摄制组去了,在一夜之间开始刮了阵风也就代表了当地马上就要冷下来了。在东北很快就冷下来,室外温度也在零下了。结果最后没有办法拍到伊春最美丽的时候。
拍摄的艰难险阻
首先车辆的行驶安全是一大障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亲身经历危险翻车事件。那次伊春下暴雨,由于零下20度,结果地上全结成了冰,那天我一定要回到伊春,结果路上车子翻到了路边的沟里,险些出了意外。
还有一次下大雪,雪地里大车不能开,当天有六十几个演员要进农场,结果没办法就马上组织他们搭了二十几辆小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开进的农场。在东北冬季室外的气温相当低,室外在零下的工作温度时候很多机器都是电子的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机械上的润滑油首先就冻住了,用棉被裹住也没用,北京开来的大型发电车也断断续续供不上电。一天12个小时零下20度条件下,演职员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工作确实很困难。我们要拍一场秋天的戏,在农场室内是不能生火的,演员呼气理论上是不会有水蒸汽的,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没用,结果他们就口含冰块,开拍了就脱掉棉大衣。
令我感动的团队
我们有一半的戏是不需要雪的,但是当时已经下了很大的雪。结果就马上组织了一个铲雪队,用大型吹风机把场地打扫干净。当晚就用大量的木屑盖住地面,在上面覆盖塑料布,第二天就把塑料布掀开继续拍摄。然而在我们需要雪的时候又没有雪了,又组织了铲雪队到山里去一袋一袋地运雪。这支队伍经历了灭学、铲雪、造雪,所有的苦都尝了,当时的所做深深感动了当地的工农兵。
一个开拖拉机的摄制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3点起来把拖拉机开到农场,把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给感动了,感慨拍电影实在很苦,后来我们摄制组离开那里,所有收费站的工作人员都整齐列队来送我们,也令我们很感动。
我们摄制组的照明很令我感动,他一个人裹着两条被子在38米的高空照明,就这样一上就是5个小时,他确实是很敬业,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我的,结果他下来的时候冻得话也不能说了,我在心里说:兄弟,我谢谢你。从这点来讲,职工和职业的区别就是,职工化的人未必能吃这样的苦,而职业化的人就一定能吃这样的苦。团体和团队都是不同的,大家荣辱共进的精神就决定了以后团队里每个人的成就,他们就在不断地用行动写着自己的履历,我以后就肯定愿意和这些人合作,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很讲究职业道德的。
导演眼中的好演员
孙海英是个很好的演员,他看了剧本以后,就很希望演这个角色,说他等了好久才等到这样一个角色。好的就是他自己也是东北人,很符合这个角色的需要,我们很快地就能沟通,他有意见还会和我争,我们的讨论都能达成一致。他自己还很能通变,用一口东北话来讲台词,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这部戏最大的意外收获就是周显欣。我们曾经叫她来试过镜,但从资历和知名度来看她都还不够,一直到快开拍的时候都还没有定女主角,最后我和她谈了才确定下人选,她还做了很久的功课,把对角色的分析写了很厚的一打纸给我看。她父亲正好也是77届的,虽然可能没有亲身的经历,但是她的职业道德非常值得肯定,一切服从摄制组的安排。我就觉得明星可以制造但是好演员绝对不可以制造。演员必须是知识分子,要对人生、对美都有认识,角色是演员赋予生命的,传授知识传授美。我们摄制组对周显欣的都非常满意,包括上影厂领导看了,评价也非常高。她作为戏里唯一的一个女演员,个人的知识结构给这部戏增色不少。他还写了12篇摄制博客,确实把这件事认真来做的。他首先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演员,如果有机会可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明星。
王学兵的职业风范和职业道德也特别好。王学兵和周显欣在雪地里的场景,当天零下二十度,他们在雪地里拖着农具,虽然很重拖不太动,但还是很奋力的在演。和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很能根据导演的意见,也能自己发挥。所以我一直觉得角色的魅力是演员本身的魅力所赋予的。电影里只有差的导演,没有差的演员,一切都要靠导演来组接和考虑。剧情则是要用来不断适合导演所选择的演员,表达剧本人物的鲜明特征。
导演的希望
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我们当时能够读大学是自己想也不敢想的。恢复了高考,也就恢复了整个民族的理性,恢复了公平公正公开。也给了这个民族一个机会。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全民族都要感谢这一天,主要还是要感谢邓小平,是他唤醒了我们,唤醒了沉睡中的民族。
实际上中国77届、78届中学生给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这部电影不仅仅对于77届、78届那些的人产生影响,而是对这一代人,以及这一代人的后代,和现在正在经历高考的年轻人们,甚至是后代的后代都能产生影响。
希望不只是77届、78届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去看这部片子,更希望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甚至是80后、90后的人有空都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当时的时代。
我很想跟现在的大学生说:社会有各方面的诱惑,也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校四年时光千万不能放松,只有抓紧时间不耽误学习,毕业以后才是真正对民族和国家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