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芦苇眼中，当下中国电影已经步入“赤金时代”，满眼望去尽是钞票乱飞，票房为王。文化价值和文化追求已被抛弃到九霄云外。而这样的整体环境几时能改变？芦苇说，他也不知道，只有坚持和等待。

※电影导演纷纷变身老板

　　记者：9月《白鹿原》上映，您批评王全安和中国电影的那段采访让人记忆深刻。事后，王全安指责您很多年没有新作品，您怎么看？

　　芦苇：你要说没有新作品的话，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那是天上掉下来的吗(笑)？我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吗？这个是问题吗?因为《图雅的婚事》已经拍完了。

　　记者：王全安跟我聊起这个问题时，指责您是把私人恩怨拿到公众场合说。他认为，您这样做不地道。

　　芦苇：我跟他没有任何恩怨。如果说有恩怨，也一定是在电影上。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电影人，比如说导演，他既是制片人也是出品人，他还是编剧，他还是演员。如此这般，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变成“私产”。因为他有这么多的身份、这么多的利益在里边，他的角色就已经发生变化。他不完全是个艺术家，他还是个商人。

　　在《白鹿原》中，王全安的身份非常复杂。他是半个老板。我从媒体上得到的信息是，一部《白鹿原》下来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张雨绮。因为她拿到了600万的“鸽子蛋”(笑)。我一想，天啊，600万!这个钱足可以拍一部《图雅的婚事》。这事让我觉得吃惊、又好玩。我们居然可以在《白鹿原》的基础上，去炒作一个影星戴着600万的“鸽子蛋”。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白鹿原》以这种方式登台，我觉得很有戏剧性，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记者：但是王全安并不认为电影《白鹿原》不好，他说足版是非常漂亮的。

　　芦苇：这个是托辞。我是看了220分钟电影后决定退出。《白鹿原》是讲土地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改变带给中国社会的阵痛、思考和真相。王全安讲的是什么，《田小娥传》？把那么大的格局缩得这么小。

　　记者：电影人身份的转变是否和中国电影质量的下滑有关？

　　芦苇：我们的电影导演迅速变成老板了，这是个事实。我认为，这个现象和中国电影整体质量的下滑有必然联系。因为很多导演一旦当了老板，他的艺术创作力就迅速衰退了。这也是事实。我们看到陈凯歌在拍《霸王别姬》时，他没有公司，到拍《风月》时，他已经有自己的公司了。王全安在拍《图雅的婚事》时也很纯粹。但现在，你如果碰到陈凯歌、王全安，叫他们一句“陈老板”、“王老板”，也很确切。

　　记者：我们看到在商业电影最发达的美国，导演变老板的事例反而没有中国这么多，这是为什么呢？

　　芦苇：这个跟中国当下影视剧的公司化、私有化有关。有些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导演，比如费里尼，他一生坚持只做导演，不做老板，不做制片人。这样他在创作上，就只需要对电影艺术负责任。他不会为附加的商业后果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