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妻子文欣认识时我还在山西读研究生，当时我已经三十出头了。文欣在工厂工作，比我小3岁，她心地善良、性格平和，因为长年照顾生病的父亲，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也耽误了。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本校教书，工作3个月后，我就和文欣结婚了。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们渴望着能尽快有个孩子。可就在结婚半年后，因为我的业务成绩突出，学校派我去德国进修一年，要孩子的事只能推迟了。

　　　　在国外，每两个星期我就会给文欣写封信，而她给我的信写得更勤。可是在1994年6月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文欣再没有给我来信。这时，导师雅克里教授提出让我再延续一年学业，还可以把妻子接过来。我感到特别高兴，连忙打电话告诉文欣。文欣接到我的电话似乎非常吃惊。我大声说：“我是汉生!”她并不说话，突然哭出了声，压抑不住的抽泣一声声从话筒那边传了过来。我心一沉，预感到有了不好的事发生。我问：“你怎么了？快点告诉我。”

　　　　她只是哭。我见问不出什么，忙告诉她可以来德国的事情。我说：“我这就给你办出国手续，你快点来吧，到我这里来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谁知，她竟断断续续地说：“汉生，你忘了我吧。我不会去德国的。我要和你离婚。”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她有了外遇。我逼着问她是不是又有了什么人，她长久沉默后说：“就算是吧，是我对不起你。”为什么她告诉我这一切时会那么悲痛？妻子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我不相信她会是那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我很快给她又写了封信，希望她能告诉我真相。第三天，我再一次给她打了个电话，谁知她一听是我的声音，立刻就把电话挂了。电话打到她姐姐那里，她的姐姐也只是哭，并且告诉我说文欣离开我的决心已经下定，要我不要再去烦恼她了。

　　　　8月以后，我终于放弃了再和她联系，但心里总是感到失落万分。9月，我接受了延缓一年的条件，继续留在德国学习、搞科研。日子一天一天静静地过着，离工作期满还差3个多月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匆忙结束了德国的工作。原来的家已空无一人，我向她姐姐家走去。当我敲开门，她姐姐一见到我甚至来不及吃惊，泪水就流了下来。“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们了呢。”她拉着我的胳膊坐了下来，“是文欣命不好，就算你不要她，我们也不能说什么。”流着眼泪，她对我讲起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就在我出国8个多月时，文欣在一次上夜班的途中遭到了三个歹徒的强奸，第二个月后，她竟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对她不啻是重击过后的第二重打击，本来遭受污辱已经使她伤心难过得无法自拔，紧接着的怀孕使她更是痛苦绝望。她去医院想打掉孩子，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她的结论是她因为先天性的原因根本不能够做流产。而且，即使她生过孩子之后，她最好的办法还是避孕，要生，也要等几年之后，还不能完全排除危险。文欣从医院回来的当天就在家割腕自杀，幸运的是那天她的姐姐不知出于什么样的预感正好来看她，忙叫人送她进了医院。抢救过来的文欣情绪极不稳定，她不能听见人说我的名字，一说就哭闹着寻死觅活。直到怀孕七个多月后，她才渐渐平静了下来，似乎认了天命，要做这个孩子的母亲了。

　　　　文欣姐姐讲到这里，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心如刀绞。恍恍惚惚中，我才注意到了她家阳台上乱七八糟悬挂的各种各样的尿布。走进文欣的房间，进入我眼中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孩子：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眼睛闭得紧紧的，正睡得香甜。我盯着她看着，大脑一片混乱。孩子的鼻梁很低，这和我们都不一样。这突现的事实让我不由得攥紧了拳头，泪水再一次喷薄而出。

　　　　就在这时，文欣进门了。一见到我，她就定定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眼睛里满是辛酸、愧疚、痛苦……近两年的久别重逢，谁会想到出现的竟然会是这样的情形。我走上前去，满身疲惫地想拥她入怀，可是她躲开了。她用探求的眼光望着我，我重新拉住她，把她的头贴在我的胸口，我说：“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你。请求你跟我回去吧。”我感到了她在抽泣，开始只是小声地哭泣，渐渐她的全身都在抖动不停。僵硬的两只胳膊也缓缓地围到了我的腰上，终于，她的悲痛如同洪水决堤，她使劲抱住了我，把泪水尽情地洒在了我的胸口。孩子特殊的身世如我心中难以化解的寒冰，但我又不忍看她天真无邪的笑脸。

　　　　从德国回来后，我分到了一室两厅的住房。一个月后，文欣重新跟我回到了学校的新家。文欣带着孩子的归来让我明显感到了同事们疑惑、复杂的目光。我感到尴尬，尽量避开人多的场合，即使走在路上，我也总是低着个头，怕撞见熟人。

　　　　孩子在一天天长大着，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文欣所表现出的天然的母爱只能让我感到惭愧。我不喜欢见到这个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她的厌恶越来越重。文欣给她起名叫点点，她让她跟了她姓。能感到她的良苦用心。转眼孩子已经三岁了，平常，她叫我爸爸，但我答应得并不痛快。她似乎也感到了我是一个不那么爱她的人。她害怕我，渐渐地我发现她叫我时似乎总是胆怯兮兮的，能叫文欣做的事绝对不会来找我。我承认，点点一叫我爸爸，我的胃立刻就抽搐起来，类似痉挛，难受异常。好在我的工作总是很忙，有无数的借口可以泡在实验室里。但是，奇怪的是，我的工作成绩并不好，甚至还不如以前了。

　　　　这年十月的一天，文欣起床迟了。她叫住我，想让我去送点点上幼儿园，点点站在文欣的身后，小手抓着文欣的衣服，仰起脸企盼地看着我。几乎想都没想，我就皱起了眉头，那一刹那，我看见点点慌乱地低下了头，泪水含在了眼眶里。文欣也注意到了点点的表情，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对我说：“我去吧，我去送她。”说着，她拧开了门锁，走下了楼梯。我嘴张了两下，什么也说不出来。孩子趴在文欣的肩头，把手指含在嘴里，默默地看着我。我机械地扬起了手，朝她挥了挥手，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竟让她的脸突然焕发了热情，她高兴极了，冲我晃着小手，大声地喊道：“再见，爸爸，再见。“我的心猛地一动。那天我上班时耳朵里一直响着的就是点点和我再见的声音。下午一下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幼儿园。点点的教室我并不知道，问了人才找到了三楼。我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见点点正蹲在教室的一角认真地摆着积木。老师见我面生，走出来问我是谁的家长，这时，点点听见了我的声音，她转过了头，似乎不敢相信似的看着我。老师叫她的名字，她又高兴又扭捏地走了过来，好像很不好意思。那晚文欣回来时，表情是那么的惊喜。她问点点：“是爸爸接你回来的？”点点看着我，一脸兴奋地点点头。“爸爸好不好？”文欣问。“好”点点响亮地回答。我一言不发，内心里我知道，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孩子无罪”，我听到了这震撼心灵的声音，它超越一切狭隘的情感而来。

　　　　1998年夏天，文欣经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可以再次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感到特别高兴。文欣为了让点点有心理准备，问点点是否愿意再要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点点高兴地说：“愿意！愿意！”

　　　　这时的点点，已经四岁了。虽然我对她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她的身世始终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严厉有加温和太少的“父亲”，她一直很乖，也很懂事，但孩子的天性总是压抑不住的。每当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时，我就发现我很难容忍，往往会暴跳如雷、不肯原谅她。等风暴过后，我往往会感到更加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伤害的不仅是孩子，还有文欣。

　　　　这时候，我在德国学习时的导师雅克里教授来我们系里讲学，面对雅克里，我觉得我有了倾诉的欲望。之所以想对他说，一是因为他来自异邦，而且很快就会离开，不会在同事间造成是非;二是因为他充满爱心，丝毫没有架子，在德国时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雅克里静静地听我讲完了所有的过程，待我平静一些后，他把椅子拉近我，握住我的手：“陈，我想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讲的是德国二战以后的事情，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了，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人的羞辱，吊死在了自家窗户外面。第二天，邻居们走了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窗户开着，她两岁大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着。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了，人们屏住了呼吸。这时，一个叫艾娜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向楼上冲去，把危在旦夕的孩子救了下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而她的丈夫，是因为帮助犹太人被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街处决的。街坊邻居们没有人理解她，甚至没有人同意让这个孩子留在他们的街区，他们让她把孩子送到孤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