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天早上，爹突然有点清醒了。我大声呼喊着：“爹，睁开眼看看我，我回来了。”爹使劲睁眼，就是睁不开。为测试一下他的神志，医生问爹：“你儿叫啥名？”“焦波”，爹几分吃力但很清楚地回答。“他是干啥的？”“摄影家。”“给你照相了没有？”“给我照了好多相。”“他办展览了吗？”“在北京办展览。我和俺家里(老伴)去剪的彩。”

　　说完，爹又昏迷了。这是爹留在世上的最后几句话。

　　爹住院后，娘在老家病得也不轻。在爹住院的第二天，我也把她接进了医院。娘住的病房和爹的病房只隔两个门，娘每天都问：“你爹说话了吗？你爹说话了吗？”我和姐姐都骗她说：“爹说话了，已好了，回家了。”

　　娘在医院住了6天，肺气肿控制住了，为了让娘不受刺激，我决定把她送到淄博市里表姐家去躲一阵子。我们搀扶着娘走出病房下楼时，就路过爹的病房，此时，爹的病房门半开着。此时，爹娘相距几步之遥。然而，相濡以沫72年的爹娘却没有相见，蹒跚前行的娘和弥留之中的爹不会想到这擦肩而过的永别啊。

　　这场面是残酷的。是我为保护娘的身体，没让她跟爹见最后一面的。我不知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我不知是否“导演”了一场悲剧。

　　爹去世后，娘在城里的表姐和二姐家轮流住了几个月便回家了，一进门她就问：“你爹去哪儿了？我和姐姐便对她说：“爹去城里疗养了，很快就会回来。”以后我每次回家，娘第一句话就问：“见你爹了没有？他吃饭咋样？一顿还能吃一个馒头吗？”

　　娘每次问我这些话的时候，都是我最难堪的时候，但我还是强装笑脸对娘说：“娘，你放心，爹去北京了，在我那儿，有专人照顾他，他身体很好。”

　　去年夏天，北京流行非典。娘听说后，天天坐在电话旁等我的电话。每当电话铃一响，娘抓起电话就问：“北京太平(疫情得到控制)了没有？要是太平了，你和你爹回来，我和他说说话。我想他了。”

　　爹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娘总是感到孤孤单单，对于爹是否还活着，她也不是不怀疑。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一个劲地问照顾她生活的外甥女桂花：“你姥爷到底咋样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但在我的面前，她始终不这样问。娘理解儿子，体谅儿子，给儿子留了个“面子”，她自己既使忍受再大的痛苦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今年春节，我把爹生前的录像放到笔记本电脑里，带回家去。我对娘说：“娘，这是在北京我给俺爹录的像，你看他这不是很好吗！”看到爹的录像，娘的眼光顿时亮了许多，她直直地盯着电脑屏幕，嘴角微微颤动，像是要对爹说什么，可能马上又意识到这是录像，所以张了张嘴又没说出来，眼神里又显现出几分失望。突然，娘对我说：“咱不看了吧！我要进里屋歇歇去了。”娘一边躺下一边说：“我好歹(总算是)看见你爹了！”

　　20天后，娘便匆匆地走了。她找爹去了。在娘的灵床前，我攥着娘那冰冷的手，大声地哭喊着：“娘，俺爹早走了，我没跟你说实话，我有罪呀！我有罪呀！”

　　此时，在天国相会的爹娘，是否能听见儿子揪心的自责呢。
（2002年，娘90大寿那天，我为老人拍了一张合影。看着照片上他们那灿烂的笑容，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月后爹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这是爹娘共同走过几十年风雨人生的最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