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剪彩？”娘问。

　　“就是两个人牵一根红绸子，你和爹把绸子剪断。”我说。

　　“那不就瞎(山东言：浪费的意思)了吗？”娘说。

　　“你不懂，你不懂。”爹说，“俺在电视上看到过领导人怎么剪彩。不过，人家那剪刀我怕用不惯，你剪得快，我剪得慢，叫人家笑话。”

　　“那还得喊个一二三？“娘笑了。

　　“我磨磨咱家那把老剪刀，我使得惯了，咱带着上北京。”爹说。

　　从此，爹娘日日盼望到北京剪彩。娘还把到北京剪彩叫做“开会”，她跟邻居老姊妹们说：“过两天，俺就到北京开会哩！”

　　我的影展就要开幕了，当我回家接爹娘来北京“开会”的时候，娘的老病——肺气肿又犯了，住进了医院。医生说：“甭说上北京，就是短期内也不可能出院。”

　　我嘱咐老人好好养病，便匆匆赶回北京布展。就在影展开幕前一天中午，我在展厅接到医院的朋友王福义打来的电话，说我娘不听劝阻，强行出院，要到北京“开会”，医院直接用救护车把老人送到火车站，现已坐上了青岛到北京的火车，在车上，老人正打着吊瓶呢。

　　我听着听着，对着爹娘的照片嚎啕大哭：“娘啊，娘，我希望你来北京为我的影展剪彩，但不希望你拼着老命来啊！”

　　晚上，我去北京站接爹娘，我把娘从火车上背下来，一直背出车站，我心里在说：娘，你这次来得太不容易了，在北京，儿子不能让你走一步路。

　　第二天，我把娘背进了中国美术馆。在数十名记者的簇拥下，在照相机的频频闪光中，爹娘举起从家里带来的老剪刀为我的影展剪了彩。
娘舍不得我走，还要我多为她照几年相呢,(,(1994年，儿子考上大学后回到老家用小铁车推着娘在村子里散心，娘说：“坐孙子的小推车，比坐焦波的大车还舒服。”)